《白狗秋千架》是莫言198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发表后即引发批评界热切关注，四年后获台湾联合文学奖。2003年，导演霍建起、编剧秋实夫妇以小说为原型，成功推出了电影《暖》，并屡获殊荣，电影唯美温情的故事，怀旧伤感的基调，文艺蕴藉的旁白迅速引发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关注，由影片带来的反哺效应再度激起大众对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瞩目。

小说与电影均在各自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二者都以“游子归乡”为叙事框架，采取现在与过去交互往复的方式实现时空转换，以自叙者井河与青梅竹马的昔日恋人暖重逢为主干脉络，叙写过去与现在、梦想与现实、乡村与城市的对话，但二者在主题意蕴、叙事伦理、审美旨趣各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或可归为二者对现代性的书写立场不同，小说更多表现为“后现代性”，而电影更多趋近于“现代性”。

一、主题意蕴

小说中的井河对昔日恋人暖的愧疚之情隐约朦胧，而电影则聚焦且放大了井河的愧疚，并延展为忏悔、承诺、救赎，呈现出启蒙现代性。电影中井河继小说中的蔡队长、电影中的小武生后，造成了暖情感上的第二次无望等待，电影中回乡帮助曹老师解决困难的井河再度见到当初漂亮出众、多才多艺，如今却平庸落魄、辛苦困顿的暖时，引发了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愧疚与不安，此时的井河终于明白了自己十年不曾返乡的原因：“怕见到暖，又怕见不到暖。”井河的愧疚一则出于当年强拉暖一起荡秋千，不幸遭遇秋千事故使暖沦为残障后不得已嫁给哑巴；二则因离家读大学时对暖承诺毕业后回来接她，而后并未兑现诺言。对暖的愧疚始终是井河心中的隐痛，此番回乡，迅速被激发和引爆，弥散为对暖的女儿丫的承诺和启蒙，进而实现了自我回收、自我跃迁和自我救赎。影片最后，井河向丫做出“将来叔带你去城里读书”的承诺，辅以旁白“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如此实现了井河的忏悔—承诺—救赎的启蒙之路。忏悔是向内的，承诺是向外的，而救赎则是双向的，一是向内的自我救赎，一是向外的对以曹老师为代表的同乡、以丫为代表的孩子的助力和拯救。整部电影以知识分子的忏悔、救赎胸襟，对乡民的助力、反哺情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格局，完成了自我跃迁，和对“他者”的启蒙，启蒙乡民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观影者的启蒙。而“启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贯穿中国电影的主题……这条“启蒙”路径，张扬了中国电影的启蒙理性和人文关怀价值。众所周知，“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内化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救亡”关乎经济，关乎物质，“启蒙”则关乎文化，关乎精神，在业已完成经济和物质的现代化使命后，文化现代性问题便日益迫切，而文化现代性即建立在启蒙基础上。[1]

如果说电影着重表现了知识分子忏悔、承诺和救赎的跃迁与启蒙的心路历程，那么小说则着力书写底层乡民的苦难、挣扎和渴望的艰辛而矛盾的处境。小说中的井河虽属高势能文化范畴、城市居民、知识分子阶层，但回乡后无论是八叔的“七病八灾”“疯疯癫癫”的苛责，还是乡民集体面对牛仔裤的拒斥；无论是暖对文绉绉、酸腐气井河的反讽和诘难，还是哑巴初见井河时的侧目相向以及后来对井河的压倒性较量，无不体现小说对知识分子启蒙作用的颠覆和消解。小说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经历浩劫之后，焕发出新生和活力，一派欣欣向荣、生机盎然之境。此时文艺创作者凝聚力量，重拾“五四”精神和传统，立足于现实关怀和国民性改造，宣传个性解放，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以质疑和批判精神重估一切价值。《白狗秋千架》与许多小说一样，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和国民性改造意识，小说聚焦农民的生存状态，瞩目他们的现实与梦想、挣扎与渴望，又与多数小说不同，《白狗秋千架》通过挑战知识分子的权威性既表现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又质疑和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王德威认为，小说结尾以一个女性农民的肉体要求，揶揄男性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习惯。[2]笔者认为，小说这一极具爆发力的结尾至少可做三重解读：其一，彰显了城乡分化后，底层农民的挣扎与渴望；其二，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的孱弱无力抑或无奈与无助；其三，高扬起质疑、批判和消解既定价值的后现代旗帜。

莫言有20年农村生活经历，而后通过持续努力成为知识分子，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既对农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又深切体认到知识分子个人力量的有限，知识分子解决现实困境的无力和无奈。种种复杂难解的情感体验激发了他消解“英雄”和质疑“权威”的勇气。自然，这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导因素，即作家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写作立场，而底层写作、民间写作的立场恰是典型的后现代写作出发点。

文章来源：《现代农业研究》 网址: http://www.xdnyyj.cn/qikandaodu/2021/0707/1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