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理性人”，农户的劳动要素投入取决于劳动负效用和收入正效用的比较，也就是说当劳动负效用大于收入正效用时，农户是不愿意提供更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即便劳动力的投入可能会增加总收入，但这是在忍受更大劳累基础上取得的。相反，如果劳动负效用小于收入正效用时，农户会继续追加劳动投入，以期获取更大的生产收益。只有当劳动负效用等于收入正效用时，劳动的投入量达到最优水平。

农户对收入正效用与劳动负效用的主观评估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或者说是基本生活仍未能到满足的农户对劳动正效应的重要性评价相对较高，他们认为利用劳动要素获取生产收益要比休闲娱乐更为重要。这种思想和行为导致劳动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相等时的均衡收益低于市场工资，即“自我剥削”现象的出现。与劳动力相类似，技术要素的采纳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因而无法用理论上的利润最大化进行考量，最终表现出一种落后、保守和非理性的特征。

总之，小规模农户的生产目标在满足家庭消费的各种需求而并非收益最大化，基于此，其最优化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而这种经营策略通常与自然经济紧密相连；他们通常以一种规避的心态对待生产风险，家庭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将缺乏继续投入的欲望和动力；与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或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边际收益低于工资时便终止劳动力投入的情况所不同，小规模农户只要生存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仍然会增加劳动投入，不管此时的市场工资是否已经高于边际收益。

在《农民经济组织》问世后的三十年后，美国人K·波兰尼从制度和哲学维度对农户行为理论做出了解释和说明。他沿循恰亚耶夫的研究思路，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产生之前，农户的经济行为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来决定，因此应当将经济发展变量视为社会制度的函数进行考察。在此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一步阐明了波兰尼的观念，并明确阐述了“道义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在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农民追求的是较高水平的生存保障和较低水平的风险压力，而并非生产收益最大化，也就是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

（3）赫伯特·西蒙等提出的有限理性的假说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早是由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会有意识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人类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在非个人的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繁杂的、未知的世界，且交易越多，未知性，即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次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和往往是有限的，因为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在20世纪30年代，西蒙深刻并详细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不符合现实的地方，找出了其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二是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策略”和“备选方案”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人们不可能提前知道或确定的。西蒙指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有一种“经济人”的假定，“经济人”具有“经济”的特征，他们具备对所处环境有准确的认知，这种认知即使不是绝对完整的，至少也比较透彻；他们还具有一个有条理的和稳定的偏好体系，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并能靠此计算出在其诸多备选方案中，哪个方案是最优的，且可以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但西蒙认为人们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寻找的往往不是“最优”或“利益最大化”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的研究结论瓦解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的基础。

深层次的分析农户行为对我们研究农业技术推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并了解农户对新型农业科技成果的接受意愿与程度，从而科学的传播和推广适用于不同类型农户的各类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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